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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贵民告官”案观摩有感

2014-01-14 15:08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作为一位入行五年名不见经传的小律师,在高手如云的上海滩真可称得上是举步维艰,不得不奋发图强,刻苦研习各类案件,以求博采百家之长,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在笔者最近研习的几桩案子中,刘光嘉、朱荣周诉闵行区人民政府国家赔偿一案无疑是最感兴趣的,从中收获也是最多的。2013年12月11日,此案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开庭,笔者有幸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刻。本案中,原告向闵行区政府提出了2.89亿元的天价赔偿,被称为“史上最贵民告官”案,舆论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具体案情,笔者在此也不做详细介绍,有心人可去翻翻相关报道,一看便知。
  这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一桩行政案件,已有有心人分拆其有三个战场:舆论战场、政治战场、法律战场。的确,近年来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舆论战场的地位愈发重要起来,君不见前有“药家鑫”案,后有“李天一”案,舆论导向在影响法院判决的各种因素中不敢说占半壁江山,二、三分总是有的。本案的原告便将重心放置在了舆论战场,但可惜笔者对这个领域并不熟悉,对于以舆论左右司法的手段也颇有微词,所以此战场在下文中可能稍有涉及,但不会深入。至于政治战场,对于笔者这样的小角色来说,更是看不透摸不着,可望而不可即。唯有这法律战场,笔者尚可说上两句,谨以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从2012年4月此案见诸媒体以来,原告在法律战场上的攻击点多次发生变化,这其中主动进攻鲜少,被迫改弦更张的情形居多。粗粗总结下来,大致有“强拆行为违法”、“强拆超范围”、“政府负有保管责任”、“政府存在‘洗劫’情形”这四大攻击点,关于攻击内容、攻击成效、被告应对等等,笔者将在下文一一详述。
攻击点一:闵行区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
  行政赔偿必须以行政违法为根本前提,这是我国国家赔偿法律一贯坚持的原则。因此,原告律师胡炯明最先采用的也是最基础的攻击点:被告闵行区人民政府的强制拆迁行为违法。原告认为2011年1月21日公布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35条做出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禁止性规定,取消了行政强拆,因而闵行区区政府组织实施的强制拆迁违反了国务院的上述禁止性规定。
  被告律师张鹏峰则指出闵行区政府职权依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2月27日通过的、201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裁执分离”新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和第十条。区政府组织实施的并非是行政强拆,而是“裁执分离”的新强制执行模式。所谓“裁执分离”,是指房屋搬迁强制执行,实行“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的新模式,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执行,也有别于纯粹意义上的司法强制执行,而是司法强制与行政强制相结合的新事物。
  仔细研读后,确实感觉原告律师在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上存在着较大偏差,将“裁执分离”新模式错误认定行政强拆,这样的错误按说对一位老律师而言只要稍稍用心便能察觉,但原告律师在法庭上仍然硬着头皮顶,看来是被被告方封堵的喘不过气了。
攻击点二:闵行区人民政府强制拆迁超范围
  这个攻击点攻击演变过程颇具戏剧性,先是原告对外大张旗鼓、信誓旦旦、信心满满,被告方沉默以对,似乎自知理亏,但法庭上却出现大反转:原告浅尝辄止甚至躲躲闪闪,而被告却咄咄逼人、铿锵有力。这其中为何发生如此大的反转,或者被告区政府如何出现咸鱼翻身,笔者现在也未能完全参透,只能详细列出论证过程,希望各位能有个正确判断。
  一开始,法庭外原告优势明显,据《中国青年报》透露,就连此次强制执行的审查法院闵行法院竟也在原告向其提出司法强制违法超范围时挑明强制执行组织实施主体是区政府,且承认“政府执行超范围”。看起来,似乎被告百口莫辩,违法和赔偿赔偿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法庭上,形势却出现逆转,被告律师张鹏峰先是对行政裁决书进行了详细解释,并提出该裁决书明确表明博物馆应当拆迁,而且已经对博物馆房屋建筑和场地裁决给予了补偿,从而证明博物馆属于强拆范围。同时,被告还进行进一步举证,从拆迁许可证发放环节、申请裁决环节、申请裁决抗辩环节、裁决环节、申请强制执行环节、司法审查环节、司法现场勘察环节等等环节,证明在上述每个必备环节中均查明博物馆属于拆迁范围。言之凿凿,让原告左支右绌,甚至顾左右而言他,令旁听者大跌眼镜。法庭内外反差如此之大,让笔者也一时适应不过来。
  仔细回味,被告律师的论证过程并非是重压之下的强行拼凑,经得起细细推敲,庭上法官也似乎接受了被告的观点。但笔者一直未能完全参透这“扶大厦之倾颓,挽狂澜之即倒”之举是如何出现,只能感叹被告律师思路独特,自身才疏学浅,道行不够!
攻击点三:闵行区人民政府负有保管责任
  在“强拆行为违法”、“强拆超范围”两大基本攻击点接连受挫后,原告并未气馁,而是调转枪口,指向了公证保全物品,要求区政府返还相关财物,若无法返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笔者作为一名律师,自恃对法律有些了解,一开始也认为既然区政府作为强制拆迁的组织实施者,当然应负有保管强制拆迁物品的责任。但被告律师却指出,关于强制搬迁公证保全物品的保管和移交,目前中国司法部的行政规章《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已有明确规定,该行政规章明确规定公证保全的物品凡不能立即交与被执行人接收的,应当由拆迁人负责保管和移交被执行人。区政府在组织实施时也遵照执行了上述规定,即由拆迁人负责保管和移交公证保全物品。同时被告律师举证证明,法定保管人啸宇房产公司曾多次通知本案原告前去核实领取公证保全物品,但原告皆置之不理,却转而向没有保管责任的区政府主张返还。
  由此看来,区政府将公证保全物品当场交由拆迁人负责保管和移交,是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笔者先前的观点只是因为错漏了相关法条,想当然的以常识去判断法律问题,希望各位入行不深者与笔者一样引以为戒,经验主义害死人啊。
攻击点四:政府存在“洗劫”情形
  接连受挫之后,原告律师胡炯明又抛出了最后一个攻击点,也是原告在此次庭审过程中最重要的攻击点。原告声称被告区政府强拆过程中伙同现场工作人员一起“洗劫、分赃”,并当庭亮出了所谓技术人员分析所得的公证视频录音。因本案是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此举虽意在证明被告强拆行为违法,但更多的则是为了引起法庭外的媒体关注。
  面对原告突然抛出的重磅炸弹,被告律师张鹏峰并未因此慌了阵脚,而是立即逐一做出回应。针对原告突然抛出的公证视频录音,做了详尽的解释:首先,若真是“洗劫、分赃”,又怎会在明知有公证摄像的情况下公然进行;其次,原告举出的几句话实际上是割裂了具体对话场景而误导了公众,被可依挑选出的对话实际上完全是正常的公证工作流程,比如“不要把我拍进去”是因为公证本来就不应该拍摄到公证内容以外的内容,而上楼前“不知道你们是否清理光了”是清理人员先上去清理的正当程序,至于打包,则是非常正常的工作内容。钱交给派出所是因为贵重物品怕遗失,在公证监督下进行的移交程序。
  同时,被告律师强调执行当天现场设有警戒线、有法院监督、有上百名执法人员、外围有大量围观群众,众目睽睽之下,“洗劫、分赃”绝无可能发生。面对棘手难办的突然袭击,常人一般情况下都会顾左右而言他来转移焦点,但被告律师张鹏峰却选择正面迎战,化被动为主动,其临场反应之快,应战水平之高,令笔者佩服至极。
总的看来,原告的四大攻击点皆被被告化解,原因之一是案件本身证据事实不足以支撑原告过高的赔偿请求,原因之二则是原告的诉讼策略一开始便定错了方向,其后不管原告律师胡炯明如何积极应战、灵活应变,也只能是回天乏术。但在这过程之中,原告律师能做到依据被告的应战反应及时调转攻击点,即使对方步步紧逼,也并未放弃,虽然最后一刻未能顶住压力,但仍是十分不易,值得笔者学习。相反,被告律师张鹏峰一方面凭借着对法律条文的透彻把握,在整个应战过程中稳扎稳打,在争议焦点上另辟蹊径,从前期的被动挨打到后期的主动出击,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战!被告律师临场反应之快,对于证据的熟悉程度之高,对于法律条文理解程度之深,对大局掌控能力之熟练,无一不是值得笔者用心学习的。正因为如此,原告才在事后对被告律师大肆抹黑和丑化,虽说原告此举有些不入流,但也反证了被告律师的力挽狂澜使其非常意外。
  绳锯木断、滴水穿石,笔者希望通过钻研更多类似大案进行积累,对法律条文进行仔细研读,学习各位前辈独特的办案思路、敏捷的临场反应,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谨以此文自勉。